[49]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18-25。

[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1页。[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在形上层面，良知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28]张汝伦：《主体的颠覆: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学术月刊》，2001年第6期。因为唯有保障和发展以人权为基础的个体权利才能切实维护个体的主体地位，这其实早已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共识。这在西方的传统社会中也是如此，例如，雅典城邦享有民主政治的公民，只是指土生土长的成年男性公民，而妇女、外邦移民和奴隶都不包含在内。在这种先于这一切（‘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42]的自行开放中，一切存在者都还只是前主体性的在着，但它这种敞开的态势又总指引着主体自行跃出，从而使自由成为可能，这正是一切自由的大本大源。

[13][清]严复：《严复集》第一册，王栻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133页。这是因为，一方面，主体必定是自由的主体，没有自由就不能称之为主体，因为自由是主体的存在方式。尤其是，战后东亚儒学文化圈内各国的经济起飞和中国经济90年代以后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不需要先经过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现代化，受儒家文化滋养的社会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空间实现现代化。

在这种精神追求下，通过古代的精神文明规范体系礼，而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发展，必然有一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并未历史地发展为民主政治的设计，但在价值观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因此，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在思想上、认识上统一到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将不会是一个短期的过程，但我们坚定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决心不能动摇。

文化有其自己的价值领域，那种把文化问题总是联结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单一思维应当改变。二、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应当肯定，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主题是现代化，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完成这一现代化的任务，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儒学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从科学与民主来看，孔子本来非常重视好学博学，宋代以来的儒学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这些都为近代中国接引西方科学的输入奠定了基础。这是孔子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自然地获得了这样的地位。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现代文明内在地包含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紧张，现代文明的突出特色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成为主导，价值理性则相形萎缩。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重要意义，除了确立民族文化根源和发展文化传承以外，主要不是为推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而是在社会层面上，满足社会秩序、伦理、文化、心灵的需要，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在政治层面上，探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之前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改善的方法首先是加强制度建设，如有了加强法治建设，强调儒家的道德教化就不会发生偏向。

应当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学说中往往强调了某些方面，而不重视某些方面，从而引起了一些当代人的批评。

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是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在的东西。如果从当代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古代文化，古代社会所讲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已经属于过时的糟粕;古代制度中的尊卑之别，其中体现的长上与幼下的法律不平等是过时的糟粕;古代文化中以男性为中心而歧视妇女是过时的糟粕;古代道德中要求妇女严守贞洁的规条是过时的糟粕。

同时也需要通过适时的引导，帮助人民分辨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分辨永久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使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能够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其作用。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大力弘扬，以满足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需要，但是以上所说的糟粕如三纲，在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早已经不存在而且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去强调传统文化的糟粕是什么，主要应该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道德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和做中国人的骨气。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彻底决裂，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化观念。从先秦两汉开始儒学就不断地传承中华文明的经典，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所以，儒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已经导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大幅度扩张，而儒学的价值理性正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于道德规范与精神文明的要求，以改善社会的伦理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使现代化趋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合宜的发展，为现代化工程确立适当的人文环境。如果说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当前要警惕什么，主要还是要警惕这些文革思维对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的阻碍。

以下谈几点有关儒家文化的看法，供参考。如从当代文化的立场看，儒家强调群体高于个人是正确的，但忽视个人是缺点;儒家强调义务先于权利是对的，但忽视权利是缺点;儒家强调责任先于自由是对的，但忽视自由是缺点;儒家强调道德教化是对的，但忽视法治是缺点，等等。

更重要的是，儒学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这一特点使得儒学在现代化之中的中国社会重新显现出其长久的意义和价值。最后，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20世纪30-40年代的儒家思想家都致力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结合起来，求得二者的融合，今后的儒家思想发展也必如此

2、自由与权力（1）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包括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等）（2）权力的主体（3）权力的合法性（包括权力来源合法性与权力行使合法性）及其边界问题 3、现代政治制度的建构（1）现代政治体制的类型及其分析评判（2）基于自由儒学的制度建构方案（包括儒家的民主共和政体与分权制衡原则等）（3）儒家契约观念：制度建构的工具性观念（包括诚-义（正义）-知（理智）-信等基本环节）。继而孔子仁学的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为儒家主体性观念的建构做了理论铺垫。

政治自由主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个体权利（personal rights）与公共权力（public power）之间的关系和界限问题，而且要为现实保障个体权利而建构一系列相应的制度法规。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人并不仅指他人，也包括自身，而且首先是指向自身，这是儒家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的内在逻辑。不过，主体在这三种意义上的统一性，是通过黑格尔哲学才被明确表达出来，也即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24]。[30]（德）J·皮柏：《现代世界中的哲学思考》，江日新译，见孙志文主编：《人与哲学》，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第31页。

[44]海德格尔对生存的分析，以及自由与祁克果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什么是形而上学？》《论真理的本质》两篇文章中。如上所论，自由问题的实质是主体性问题，所以，追问自由何以可能也就是追问主体性何以可能。

不过，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不同，儒家认为，个体权利的诉求不是出于一种理性算计，而是源于仁爱良知，所谓爱利则形（《荀子·强国》[52]）、天下之理，本皆顺利[53]。慢慢地，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现代性特质越发明显：经济生活中，逐步出现以个人而非家庭作为经济利益的分配单元和经济责任的承担者。

[32]参见郭萍《自由儒学纲要》，《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25]（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载《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5页。

显然，本源生活作为首要的存在实情[41]是一种未经自我选择的，浑沌一体的无我之境。为此，我们必须要找到政治自由的本体论根据，也即要回答政治自由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不过，绝对主体性的重建并不应该是哲学家在象牙塔里进行的概念游戏，而是需要通过回答绝对主体性何以可能说明其来由。就此而言，当代儒家要发展现代自由，既要对政治自由本身做出充分的儒学阐释，同时也必须为政治自由提供相应的本体论依据。

即如当代学者顾肃所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就是指他（或她）的行动和选择不受他人行动的阻碍。我们知道，儒家之为儒家就在于以仁爱为大本大源来解释一切。

[42]（德）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选自《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8页。总之，自就是指代个体、自我。

因此，社会各领域的自由不仅与政治自由密切相关，而且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广义的政治自由。三、自由儒学：现代自由的儒学阐释 基于对自由问题实质的揭示和对自由问题追本溯源的分析，自由儒学有意立足当下生活，以仁爱的生活情感为自由的本源，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同时建构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